知之深，則行可致遠。文化是民族家國的魂，是引領風尚、教育人民、服務社會、推動社會發展的力量源泉。 　　何以立人文精神之核，謀人文品格之潔，得人文形象之高？怎樣摸到優秀傳統文化的脈搏，找準大灣區文化認同、文化自信、文化創新的最大公約數？細探之下，奧妙無窮。 　　在廣東文化如何實現高質量發展的議題下，文化學者們給出了各自的真知灼見。 　　粵港澳大灣區的建立，是嶺南文化在新時代的一次新的凝聚和新的出發 　　文化形象是山川風云的孕育，是歲月流光的凝聚，是自我內涵的流露，更是他者的鏡像和聚焦。 　　廣東有較為明顯的獨特文化形象，辨識度比較高。這種存在，其本身就是廣東文化的一個顯著特點。 　　所謂地域文化，總是會最直觀地體現在人的行為方式上。所有的評說都附著于關于人的狀寫。在歷史的回望中，廣東的文化形象亦屢屢出現于史冊，卻往往不夠“正面”。如《三國志·薛琮傳》描繪嶺南百姓形象時，用的是這樣的詞語：“民如禽獸，長幼無別；椎結徒跣，貫頭左衽?！鄙钣谏揭?，是如禽獸。長幼無別是說未臻教化。而披頭散發，赤足，穿套頭左衽的衣服，正是那個時代中原“正統文化”視野中的“蠻夷”形象。至于嶺南一帶的社會發展形態，當時確實滯后于北方大多數地方，社會組織架構也不免徒有形式，所謂“長吏之設，雖有若無”。 　　在封建社會的漫長歲月中，嶺南不但是邊遠而落后的瘴癘之地，而且一直被北地的文化人居高臨下地認為，屬于“孔夫子沒有到過”的蠻荒之地。它離中原山高水遠，長期作為懲治貶謫官員的流放所在，令人聞之色變。韓愈被貶到粵東的潮州時，一路感慨“云橫秦嶺家何在，雪擁藍關馬不前”。他交代前來送行的侄孫：“知汝遠來應有意，好收吾骨瘴江邊?！?當時的韓愈才52歲，卻已經不無哀傷地認為，自己此番投身瘴氣彌漫的化外之地，必定有去無回。 　　歷史雖然緩慢然卻接連不斷地翻開新篇章。20世紀80年代，是廣東文化形象在國人心目中重新定位的時代。改革開放先行一步，廣東的經濟取得令人驚嘆的飛速發展，社會處處充滿改變個人命運的可能性。全國各地那么多渴望發展、渴望放飛夢想的年輕人，紛紛把奔向廣東當作青春的追求，這種追求甚至形成了一種社會時尚?；浾Z歌曲響徹全國大小舞臺和熒屏，并伴隨新興的卡拉OK走向舞臺歌榭，走進萬戶千家。曾被譏諷為難懂似“鳥語”的粵語，竟然在不少地方作為求職手段的教材，在有志南下的青年中學習、傳播。以致在語言中摻雜幾個粵方言的詞語，也作為時髦。那年月，“東西南北中，發財到廣東”成為一時影響甚廣的金句。 　　但是文化形象的改觀和鑄造并非一朝一夕之功。在重義輕利傳統文化觀念的強有力影響下，經濟的發展并沒有立馬給廣東帶來文化地位的更新和提高，年輕人的選擇還沒能影響主流的文化評判。廣東人的文化形象似乎依然讓人不敢恭維。我們對文化的理解還有待于歲月的淘洗與凝練。 　　當時不少人把經濟的發展與文化的興盛對立起來。批評廣東文化形象的人曾有這樣的說法：霓虹燈的閃爍遠不如螢火蟲那么富有詩意，鋼鐵奏鳴不如牛車的咿呀聲那樣具有田園牧歌情懷。 　　于是，廣東的社會經濟雖然發展了，但是文化精神不被認可。加之當時的廣東拿不出很多醒目而被人夸贊的文化精品，竟然被民間話語戴上一頂“文化沙漠”的帽子。 　　在那個年代的綜藝舞臺上，極受大眾歡迎的節目是小品。小品中常常見到一種人物，瘦小，操著蹩腳的普通話，一身不怎么合身的西裝，掩飾不住有點錢卻見識短淺的猥瑣，總以為只要有錢什么都可以辦到。這種人基本上是作為廣東人來塑造的，雖然揶揄、嘲笑中并不一定飽含惡意，卻透露出當時社會對廣東文化形象的定格。 　　我曾同著名學者易中天一起，在鳳凰衛視的“一虎一席談”節目中擔任嘉賓。當說到廣東人的時候，作為湖南人的易中天說：歷史情形常常是，廣東人出錢，湖南人賣命。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指北伐戰爭，因為時間原因，這個話題在節目中沒有能夠展開，卻反映了學界中的一種看法。這種說辭，顯然不是對廣東的褒揚。 　　世人大多以為，廣東人過于講求實際，歷史的擔當精神淡薄。其實廣東人不缺血性，康有為、梁啟超、孫中山，都是向社會挑戰的勇者。只不過廣東人的勇敢主要不是表現為“我自橫刀向天笑”，更多地體現為思想方法，體現在敢于棄舊圖新，敢于突破陳規的藩籬，敢于解放思想觀念，敢于在萬馬齊喑之際站出來飲那碗特立獨行的“頭啖湯”。 　　廣東人敢于走出去闖蕩。1872年，中國第一批公派留學生30人越洋赴美，其中大多是廣東人。這些15歲以下少年的選送者和帶隊人，是廣東人容閎。容閎本身就是中國第一個留學生，是最早的留美學人。 　　改革開放前夕，當北方的農民按下鮮紅的手指印，向內尋找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改革新路時，廣東的農民也在躁動。他們的眼睛投向海外，悄然從外引進資金和技術，初試書寫“開放”的新篇章。 　　“五嶺北來峰在地，九州南盡水浮天?！睆V東背山面海，養育了開放的膽略和務實的脾性。曾有人詬病廣東主張的“只干不說、多干少說”，認為導致了廣東疏于理論總結。他們由此形象地嘲諷廣東“會生孩子，卻不會取名字”。但是歷史告訴我們，每當轉折關頭的勇敢嘗試，書寫第一稿的意義未必不如定稿本重要，尤其在大霧迷天需要挺身而出之際?？鬃釉凇墩撜Z·里仁》里狀寫了心目中的“君子”形象—“訥于言而敏于行”。這恰恰是廣東人的文化形象特征。 　　如今，廣東早已經從“文化沙漠”的暗影中走出來，關于廣東文化形象的爭議隨著廣東社會經濟的穩步發展漸趨平息，成為往事。 　　粵港澳大灣區的建立，是嶺南文化在新時代的一次新的凝聚和新的出發。盡管有源遠流長的中華文明作為共同基礎，但是由于歷史原因，粵港澳大灣區在政治、經濟、文化的許多具體層面仍存在諸多的不同。怎樣找到一個共同點，將三地有機地綰結在一起，形成一股具有勃勃生機的力量，在未來中國的發展中發揮重要作用？ 　　縱觀歷史，我們應該看到嶺南文化在粵港澳地區的巨大親和力和凝聚作用?；浉郯拇鬄硡^的人民不但因血緣和歷史緊密相連，而且在人文方面有高度同構，比如語言、習俗、飲食、審美觀念、民間信仰、文化藝術、行為方式等方面，都有廣泛的相互認同感。深圳雖然是移民城市，但是40多年來在改革開放精神與嶺南文化的契合中，已經與珠江流域的文化形成了一體化。嶺南文化必然作為一種潤滑器，強化粵港澳地區的互動和互補。而廣東作為傳統的嶺南文化中心，必將發揮更大的作用。 　　務實、求新、求變，這些嶺南文化的優秀品質必將在百舸爭流的新時代凸顯，更加發揚光大。廣東必將在嶺南文化的基礎上，打造現代的廣東文化新形象。 　　“嶺南萬戶皆春色?！睆V東是一塊淡化了秋冬的土地。廣東缺少傷春悲秋，充滿生長和發展的渴望。廣東正時時蓄力，等待或尋找著歷史新的需要和呼喚。 　　◎徐南鐵（作家、文化學者，廣東省文史館館員，廣東省政協文史專員）